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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1年夏，我在圣约翰大学毕业。到了冬天，太平洋战争爆发了，上海沦陷。当时传闻日本人要抽壮丁，我父亲担心得不行，让我马上离开上海去重庆。说起我去重庆，有个很传奇的过程。当时我父亲亲笔写了几封信，让我沿途分别去找他的几个朋友，说这些人可以一路让我走到重庆。我先到了宁波，找到一位姓曾的先生，把信交给他，他就安排我去宁海。到了宁海，再找一位叫刘祖汉的先生，刘先生看过信，先让我住在他家，大概住了五六天，又安排我去龙泉。到了龙泉，把信交给一位徐圣禅先生。徐先生又安排我去赣县，见到一位姓杨的先生。杨先生见到信，二话没说，就安排我去重庆。
刘以鬯：到重庆以后，因为一时找不到工作，我就先寄居在亲戚开办的工厂里。我有位哥哥当时在重庆当外交官，有时候我也会住他那里。他住宿舍，我就睡在他床边的地板上。几个月后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遇见父亲的一位朋友曾通一先生。曾先生是《国民公报》社长，听说我正在找工作，就说，不用找了，来我报社做编辑吧。就这样，我就过去编副刊。几个月以后，圣约翰大学的同班同学杨君介绍我去《扫荡报》，收听新闻广播。我因为英文好，到那边更能发挥能力，于是就去《扫荡报》。《国民公报》这边反倒成了兼职。
刘以鬯：是的。陆晶清离开后，我接替她继续编《扫荡报》副刊。当时副刊正在连载徐訏的《风萧萧》，即将刊完时，黄少谷社长问我：“我们需要一部既叫好又叫座的长篇小说，你有没有好的人选？”我说：“老舍是最理想的人选，他的小说写得很好。”黄社长说：“我在英国时和老舍很熟，如果你认为可以，我这就写信给他。”过了几天，老舍的稿子就寄来了，用毛笔写在十行纸上，写的很整齐，连标点符号都很规矩，有的地方也有删改，但改得很小心。题目就是《四世同堂》。
刘以鬯：抗战的时候我的父亲在上海。我父亲在上海死的时候，我在重庆。我父亲留下一笔钱，这笔钱分三份，一份给我的母亲，一份给我哥哥，一份给我。上海有两栋房子，一栋给我哥哥，一栋给我。抗战胜利后，我回到上海，以主笔名义编上海版的《和平日报》副刊，前后大约一年。1946年，我离开《和平日报》，开始创办“怀正文化社”，主要出版中国新文学作品。社址就设在我那栋房子里。为什么叫“怀正”？因为我父亲名浩，字养如，家中堂名为“怀正堂”，均从“浩然正气”取义。我为着纪念父亲，所以叫“怀正”。那个时候不管什么书，像农村小说、现代派等，我都喜欢。叶灵凤、穆时英这两人我都喜欢。那个时候在上海我就是走这样的出版路线。施蛰存、戴望舒等的作品，当时都是交给我来出版。
刘以鬯：我和徐訏是在重庆认识的，但此前就有渊源。刚才给你讲到千里接力的故事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离开上海去重庆，先是抵达龙泉，拿了父亲的信去见浙江地方银行董事长徐圣禅（桴）先生。圣禅先生介绍另一位徐先生与我相识，说他也是到内地去的，要我跟他同乘一辆便车（运载货物的木炭车），路上可以得到照应。他对康德有研究，也懂得一点治病的方法。在前往赣县的途中，我背部生疮，他亲自为我敷药。这位徐先生，就是徐訏的父亲（按：即徐荷君，又名徐曼略、徐韬，清光绪三十年举人）。
刘以鬯：孙伏园写过两篇文章，题目相同，都是《鲁迅先生的小说》。第一篇《鲁迅先生的小说》，刊于1936年12月1日出版的《宇宙风》，与《民间》半月刊同时登载，副题是“谈《药》”，3500字左右，只讨论《药》，未及其他。第二篇《鲁迅先生的小说》，有1.2万多字，全面地讨论鲁迅小说，见解精辟，堪称权威之作，就是交给怀正的这篇。当时因大局混乱，通货出现前所未有的恶性膨胀，加上战区逐渐扩大，战火到处蔓延，出版社的业务根本无法展开。出版社陷于停顿状态后，我离开上海来到香港，怀着一个希望，就是出版社在香港复业，并出版《小说杂志》。有了这种打算，虽在匆促间，也将约来的稿件带来了。抵港后，住了一个时期，鉴于客观条件太差，只好取消这个计划。我进《》参加《星岛周报》编务后，由于佳作难求，便将伏老的论文登在《星岛周报》上。文章由我发排，篇首的“编者按”也是我写的。
在香港，煮字谋稻粱，不会不受到商业社会的压力，能够坚守“文章防线”的少之又少。记得有一次，在新闻大厦旁边的人行道上遇到叶灵凤，他感慨地对我说，香港有很多的“小说”，只是严肃的文艺作品少之又少。我说，通俗小说在这里容易变钱，绞尽脑汁写出来的严肃作品，往往连发表的地方也找不到。朋友中，叶灵凤书读的最多。他和鲁迅一样，也很愿意与爱好文艺的青年接近。一次举行过座谈会，他对我说：“什么时候请这班年轻朋友到我家里去喝茶。”
刘以鬯：当年初到香港时，我就经友人介绍去刚创刊的《香港时报》做编辑，编的是副刊。1957年从新加坡回到香港，《香港时报》高层邀请我为他们继续编副刊。编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报纸销路停滞不前，报馆当局决定改版，要我兼编《浅水湾》。我接编后，将《浅水湾》逐渐改为文学副刊，曲高和寡，一年后改为综合性副刊。1981年秋，《星岛晚报》决定增加一个纯文学周刊，邀我编辑。我给这个周刊取名《大会堂》。前前后后我编这两个副刊编了近30年。
刘以鬯：这个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。1985年，《香港文学》创刊，我担任社长兼总编辑。香港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社会，文学商品化的倾向十分显著，严肃文学长期受到消极排斥，得不到应得的关注与重视。我当时希望这本杂志除了能够产生较深较远的影响外，还能在维持联系中产生凝结作用。这本杂志不属于任何小圈子，园地绝对公开。刊名是请台静农先生特意题写的。为了办好这本杂志，我停写了手头全部正在连载的小说，全力以赴。因为我认为办好《香港文学》杂志，比写流行小说有意义得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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